大张伟：人生远看是喜剧，近看是悲剧

大张伟从不讳言自己工作的目标就是取悦最普遍的大众。基于这一原则，出道18年来，他几度以不同面目示人，风格剧烈变换，常令人错愕不解：

15岁时，他是崔健、丁武瞩目的的摇滚新星，高唱“我怀疑人们的生活有所掩饰”。过了20岁，他写出洗脑“神曲”《嘻唰唰》，被指抄袭、功利、为金钱背叛理想。眼下，他是如日中天的综艺大咖与职业段子手，浅薄、搞笑、高端 Low、神曲成了他的标签。

如今的他深受追捧，财富亦滚滚而至，取得世俗层面的巨大成功。然而，渴望受人关注认可的强烈欲望既成就了他，亦消耗着他。为此他时刻自我怀疑，长年深陷焦虑。《江南 Style》的演唱者 PSY 曾借用卓别林的名言评价他：人生远看是喜剧，近看是悲剧。

“我这辈子就完了”

18年前的北京市木樨园职业高中，一个内向寡言的瘦弱男孩总在上课熟睡时被女老师用指尖捅醒，继而遭受公开讥讽：你接着睡呀，别起来。大家看，人家张伟多有本事，在外面演出一场，就能挣我一年的钱。你们绝对不能睡，就他可以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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彼时已是“中国第一支未成年乐队主唱”的男孩不堪其辱，决意在下次遭遇老师讥讽时当众反驳。为此他向全班派发高级雪糕以求助阵，但当他真正鼓起勇气进行反抗时，却无一人应援。举目四望，同学们低头抠着手，不看他的眼睛。

时至今日，大张伟仍不时回忆起这段灰暗往事。他偶尔会表示这段经历曾让他在童年时“遍体鳞伤”，但在聚光灯下的大多数时刻，他还是习惯把它讲成一个段子，逗观众开心。

而在聚光灯外，33岁的大张伟习惯于自言自语：我这辈子就这么完了，没戏了。

他觉得自己总有一堆怎么努力都做不成的事，让他没法不焦虑。一想起来，他就忍不住瞪着前方的空气发狠，仿佛对面总有人跟他作对：

“我总是在骂它：你丫为什么不给我？为什么！要放弃也挺好，就不想也不用去做了。结果又控制不了自己去努力，每次努力就是在伤害自己。”

可望不可即的目标总在不停改变。今年初春，目标是去美国发一张电子音乐 EP、为 Katy Perry 或 Beyonce 编首歌；三个多月后，又成了到夜店当 DJ，让大家跟着他的音乐高举双手可劲儿 high；到了盛夏，他逢人便说做梦都想开演唱会，场地再差都没关系。

除了这些，他还时常念叨“终极性目标”：比如成大气候，比如不再被认为是 low。经纪人刘迎毫不掩饰对此的无奈。听着大张伟的怨念，她一边刷手机一边摇头，还悄悄翻了个白眼。

“他就是个小孩，喜欢的就非要干，干不了就不停说，怎么都说不烦。”

在旁人看来，大张伟的焦虑简直有些矫情。毕竟以世俗眼光看，以摇滚歌手身份出道18年后，音乐产业风雨飘摇的今天，他正以另一种身份走上事业巅峰。仅2016年上半年，他就接了19档综艺节目，还担任湖南卫视王牌节目《天天向上》的常驻主持。有媒体称：这年头，不请大张伟和另一位红人薛之谦，都不好意思叫综艺节目。

二者的不同在于，同为歌手，薛之谦一向强调上综艺节目是为做音乐攒资本。大张伟则大方承认就是为了赚钱。

他总不按常理出牌。访谈节目上，他一亮相就“北京瘫”；户外冒险中，他嚎啕大哭高呼不干了；重返校园类真人秀，他上学第一天就迟到，上课时偷吃零食、偷用手机、睡觉……

对此，有人赞为不装、随性，有人斥为挫、懒、弱鸡、痞子。但双方的共识是，观众真的爱看。行业内的消息是，他录单期节目的酬劳已达一百万：“尽管如此，大家还是很认他，大老师效果不错，比很多一线大腕儿性价比都高。”

现在这些际遇，大张伟在过去几年间想得“都要疯了”。他曾经宁愿推掉酬劳高出数倍的商演去参加综艺节目，但就是没人找他。《天天向上》开播时，他想不通：这事怎么没有我？你们怎么那么没眼光？你们疯了吗？傻吗？

2015年冬天，一年中最繁忙的演艺活动期，他一个月只录了一期节目。一见面，何炅对他说：好久没见你啦。他差点当场崩溃。

造化弄人。短短半年之内，他曾经渴望的东西便几乎都到手了。但马上，他便又陷入了无休止的焦虑里，又一次觉得怎么努力都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

让他评价自己，姿态低得惊人。

“我一直都不够好啊。长得也不好看。”

“我多懦弱啊，看不到结果就不敢去做。什么都放不下，也不知道为谁活着。”

“又怨不着别人，是我自个儿不甘寂寞。要像人家朴树、李宗盛或者崔健似的，能耐得住寂寞又才华横溢，偶尔弄峥嵘就满足了。但我要每分钟都是峥嵘，又没人家有才华。”

今年夏天，他发现自己长了根白色的鼻毛。尽管染成翠绿色的刘海下早有不少白发，他还是吓了一跳。他开始失眠，止不住害怕：马上就老了，一生就要结束了；可在精力最旺盛、最容易吸收新思维、想法最疯狂的这些年，自己做了什么？

他反复回答自己：“什么都没有干。”

“工作比一切都重要，过劳死特光荣”

2016年7月，珠海海泉湾，酒店墙上的挂钟指向晚上六点。大张伟陷在沙发里，动作流畅地掏挖鼻孔，然后又用力挠头，脑后露出白发。他拿起香烟又忘了打火机在哪，找着打火机又丢了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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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备自己“什么都没有干”的同时，他一刻不得放松。过去一周他睡了不到24个小时，飞过北京、长沙、珠海，录了四档节目。一夜之后，他又要出现在上海，带着一群网络女主播争夺人气。湖南卫视节目制作中心主任洪涛，将在该节目现场亲自压阵。这位执导过《超级女声》《我是歌手》的金牌电视制作人，已习惯于在新节目中启用大张伟。

洪涛是大张伟综艺道路上最关键的引路人之一。2012年，为找艺人参加《百变大咖秀》焦头烂额之际，他想起了做音乐节目时邀请过的大张伟：“口无遮拦的，挺逗。”

湖南台领导对洪涛的提议不以为然。其时花儿乐队已解散数年，曾位列“全国六大智慧少年”的大张伟风光不再，没话题性。

后来的事实证明，这个洪涛向台领导争取了两次才得以放行的人选，成了节目最大的惊喜。洪涛对大张伟曾经的印象是：“不好好说话，吊儿郎当、没心没肺的。”但在节目后台，他与此判若两人。有艺人在意形象，连发型都不让动。大张伟则有求必应，戴假体、穿花裙、浓妆艳抹。

录制间隙，喜剧女演员贾玲喜欢跟另几位常驻嘉宾一起玩手机游戏、刷排名。大张伟却独自坐在另一边，抱着 iPad 看音乐制作视频。贾玲常约大家吃饭聊天，不合群的又是大张伟，总以浪费时间为由不愿来。

台下比谁都用功，可一旦上台，他就像换了一个人。贾玲回忆，大张伟的英语特别好，看国外视频从不用字幕。可是一上台，他就是不愿意好好说。

“他就像一个淘气的好学生，一直在演自己好像很贪玩，平时不用功，临时抱佛脚。其实都是在家里拼命暗暗用功，不让人知道。”熟识后，许多人像洪涛一样，惊讶于大张伟跟平时的印象不一样。

综艺编导张希是其中一位。合作前，她对大张伟的印象是“没文化的南城混子”。2012年，她担任大张伟主持的网综《土豆周末秀》制片人。前期，大张伟做策划、出点子；做后期时，他跟着剪辑师熬夜，一帧一帧对。缺背景音乐、搞笑配音，他就自己做。拿来一用，都是正好。大家惊呼厉害，他轻描淡写：这个很简单的，没事。

节目上线前，张希想给大张伟挂上制作人的头衔。但他反复嘟囔：哎哟，不要给我挂这个了。张希追问，孩子气的回答令她哭笑不得。“他就不想让人知道他付出了，就想展现出不努力、天天玩就能考得一百分的那个样子。”

故作轻松的另一面是无休止的自我怀疑。张希看出他费尽心思一定要让人喜欢。一旦不如愿，谁也拦不住他自责：为什么不喜欢呢？我就是朝着你们喜欢的方向去做的呀，为什么呢，我的判断有偏差吗？

合作8年后，音乐制作人程振兴常劝大张伟别操那么多心。“他极其完美主义。有任何一点不是他想要的，他就纠结、烦恼。我觉得音乐好就好，别的差不多就行。他不是。”

这样的焦灼感没给享受和讲究留下余地。“你猜他一年花多少钱？”采访间隙，刘迎发问。还没等到回答，她张开五指。

“五十万？五百万？”

她摇摇头：“不到五万吧。他平时衣服都在淘宝上买，遇上双十一还能捡便宜。”

熟人都知道大张伟没多少私人生活。他滴酒不沾，不懂车，不炒房。吃饭最爱鸡腿汉堡，肉、菜、淀粉，一口全有了，加一瓶三块钱的绿茶更爽。出国录节目时，他眼看贾玲一狠心买了十几万的表，一边羡慕，一边买了条金光闪闪的大链子，塑料做的。回国没几天，金粉掉了，他上淘宝拍了一条“最贵的”，三百多块。

他习惯于在工作中缓解焦虑。十年来，他每个月都要听完一千首新歌，挨个分析编曲和歌词。近年他迷上了电子乐，反复说做梦都想去夜店当 DJ，朋友们真邀他去酒吧玩，他却从不答应，觉得浪费时间。

说是朋友，细究都是同事。一旦没了这层关系，便渐行渐远。就连同甘共苦了10年的花儿乐队前成员，现在也就是隔几年吃顿饭。“我只会觉得工作比一切都重要，过劳死特光荣。结果就是我必须要天天演出，才会有活下去的动力。”

总想讨人喜欢的结果，他心知肚明：“我就一直活在中国人认为 Low 的那个范围里——我根本没有想往这里走，但是做完之后就往这里了。”

纵观他近年来的音乐作品，从《嘻唰唰》到《倍儿爽》，苦心经营出来的都是打引号的“神曲”。而在知乎上“如何评价《百变大咖秀》”得票最高的答案是：“这是一款完全没有任何逼格、low 到爆、看完后你不好意思跟别人说你看过否则逼格全无，但是你一家老小能对着电视哈哈哈哈一个多小时的节目。”

既然介意被说 low，为什么又坚持这种风格？既然很努力，为什么又非要抗拒正经，表现得吊儿郎当？

酒店挂钟指向7点。听到这个问题，大张伟摊开四肢倒在沙发上。他面前摆着两根只咬了一两口的香蕉，一瓶打开又忘了喝的绿茶。刘迎悄悄说：他是真的累了。

歇了口气，他答道：“因为那些没必要让大家看啊。跟观众掏心窝子，我就觉得欠他们钱。我一直就喜欢简单直接、吊儿郎当，就特别强烈地希望别人觉得我只会瞎胡闹，让人特别噪，开心大叫。”

问题并没有得到解答。“为什么？你甚至写过——我就是严重看不了一个正经或自居高雅的人，这种逆反心理甚至让自己吃了无穷的亏。”

他突然皱起眉头，陷入了沉默。窗外海浪哗哗响着。断断续续答了些别的，他突然仰头傻笑了几声，把半截香蕉往桌上一搁，喊了起来。

“我终于明白我为什么会那样，我突然间明白了！是从我小时候开始的！”

“我就让你恨我”

“其实我觉得汪峰之前的歌曲不错，自从《春天里》之后就跟机场里卖的成功学没啥任何区别了。不过我后来想我之所以能够这么 low 是因为我们家是大杂院的，人汪峰爸爸好像是拉小提琴的，生出来的孩子肯定不一样。”

——大张伟

1983年8月31日，北京南城崇外大街131号，大杂院里一户张姓人家得了个仅重2公斤多的男孩，还着凉患了气管炎。几个月间，父亲只得整宿抱着儿子睡觉，一放下孩子就憋得无法呼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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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妻二人都是国营制造厂的职工，住9.8平米的平房，与十多户邻居共用厨房和洗手间。像许多平民家庭一样，他们寄望于下一代。儿子不到三岁，母亲便认定他有音乐天赋：“电视上放的刘欢的歌、摇滚的音乐，他听一下就会唱”。

刚上小学，张伟被音乐老师选去练童声。看到希望的张氏夫妇下班后到夜市摊煎饼、卖馄饨，为儿子买下一台八千多元的燕舞牌音响。某晚父亲端着一盆鸡蛋摔坏了脚，蛋却一个没碎。多年之后，大张伟反复提起这段往事，言语中满是骄傲。

然而故事的另一面，他会习惯性隐去。当年每到深夜，父母哄他入睡后出门摆摊。往往不多久孩子便会惊醒，独自在黑暗中大哭。可就算他哭哑了嗓子，隔着两条街的父母也听不到。

二十余年后，大张伟把家装修得四处是装饰灯、红丝绒、彩色墙纸，雕花门框还刷着金漆。走出家门，他就受不了没有聚光灯。“我到死那天也就是一小孩，不是说我幼稚，是我就觉得人生就得噪，不噪那就不叫活着！”

当年的小学音乐老师于丽记得，那个全班最年幼的男孩内向羞涩，却很好强。一旦学歌跟不上其他同学，他便会闹脾气较劲。不久，张伟进入崇文区少年宫和中央电视台银河少儿艺术团。曾经的同团女孩、央视主持人蒋小涵回忆道：张伟那时唱美声、做派“端庄高雅”，与如今的嘻哈范儿大相径庭。

小学六年，张伟多次参加歌唱比赛，甚至在俄罗斯拿到国际大奖。比赛报名费八千多元，少年宫承担了一半，剩下的一半是张母动用了全家积蓄，又向亲戚借钱，才勉强凑出来的。快毕业时，他已小有名气，笑容多了，话也多了。看着大堆奖状奖杯，北京市重点文汇中学给了他音乐特长生保送的面试机会。

可面试时，张伟面对校长刚一张口，大家脸色就都变了。

他倒嗓了。全班年纪最小的孩子，第一个变了声。这像是命运开的一个玩笑，用功练习的副作用偏偏在最关键的时刻出现。最终，他只上了北京市第209中学。

209是所不起眼的普通中学，隐身在嘈杂的天坛东路。升学后，张伟的倒嗓没有好转，这让新同学们不以为然。跟他同班的田然至今记得，张伟以声乐特长入学，却连班级合唱队的领唱都没当上。

在田然的印象中，此人情商不高，话少，踢球也不行，平时听见什么事，只会仰头傻笑。总之，缺乏存在感，“就很一般”。田然惊讶于大张伟如今标志性的“碎嘴”，“他现在上一期节目说的话，可能比上学那会一礼拜说的都多。”

田然没有预料到的是，这个看似迟钝的瘦弱男孩已开始琢磨同龄人还没搞懂的事情。九十年代初，流行音乐刚摆脱“靡靡之音”的骂名，北京最时髦的年轻人听起了《赤裸裸》、《梦回唐朝》、《一无所有》，崇拜崔健的愤怒，唐朝乐队的长发。刚上初一的张伟也早早对此着了迷。他开始默默钻研写歌，放学后不再游戏嬉闹。

田然曾看到张伟在黑板报上开心地画了一堆重金属、朋克的内容，“黑暗又叛逆的那种”。代价是被老师一顿狠批。

班里的另一个同学王文博，也被排在学校艺术团之外。他跟张伟住得近，放学后总爱抛开功课去找张伟凑个乐。每次去，张伟都在老老实实写作业，张母总得往外轰他。王文博却越挫越勇。他看出，张伟吃苦耐劳。为了攒钱买外国乐队的打口带，张伟习惯了午饭吃五毛钱的干脆面。带子不能试听，往往买回来一放，“嗨，都什么啊”。他不在乎，再省钱，再买。

望着张伟的背影，母亲心中多是忧虑。曾被交相称赞的儿子变得不讨老师喜欢，与王文博组乐队后，更是常常被留堂训话。一次天黑后张伟还没回家，父母来学校询问，班主任发了火：你们这孩子弄摇滚哪，能耐哪？能耐怎么不上文汇，到我们这儿来了啊？

但在少年张伟眼中，“弄摇滚”是排解青春期烦恼的唯一管道。此时，他头大身子小，五官平淡，个头也矮。加之身体弱、家境拮据又不会“来事”，再怎么拼命学习，也得不到关注。一旦犯错，他最容易被揪住，打架也从没赢过。有时被揍得狠了，他会抄起水壶，到欺负他的大孩子门前浇一地开水，自行宣布胜利。“那地烫了，他也会疼。”

20年后回忆当年，大张伟面露苦笑。“当时要能耍个帅什么的，也能让别人夸两句’小伙子真帅’。我几乎就没有受到过这种夸。我也想向大家证明我是个男子汉，但是永远在失败。”

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弱鸡——这标签怎么也撕不掉。这种感觉和儿时黑暗中哭泣不被父母听见如出一辙。他发现女孩和老师喜欢的是他怎么努力也成为不了的那种人：“正经的、帅的，看上去特别装的那种”。

“我就恨那种人，我就要反对那种人。”他愤怒决定：“我就要变成叛逆、痞子、摇滚、’北京瘫’、没气质，就不让大家喜欢我。”

“就因为我已经努力了你都不喜欢我，那我就让你恨我。”

然而，要让人恨，像让人喜欢一样，同样需要付出巨大努力。有了乐队，他更加没日没夜地听歌、写歌、排练。张氏夫妇虽不理解儿子的兴趣，但还是凭爱意尽力支持。尽管老师说了几次“你们就不会把张伟的吉他砸了”，但那间狭窄的平房，还是成了乐队成员王文博、郭阳的排练室和食堂。

郭阳比张伟和王文博大五岁，也是北京国营工厂的子弟。他对张伟第一印象是“邋遢”。“嚯，这孩子那牛仔裤破的，到处都是补丁，他说都是他自己剪的洞。走路也不好好走。”他忍不住寻思：年纪小小的，怎么就能这么颓啊？

一起组乐队没多久，郭阳便看出了张伟的真面目。“他必须每天不断忙、跟事儿较劲才能有点安全感。而且他有精神洁癖。”郭阳是满人，承继了提笼架鸟、爱养宠物的传统。张伟却除了音乐别无所好。一次张伟打算在郭家留宿，一躺下就看见床边摞着层层玻璃柜子，里面是郭阳养的蜥蜴、蛇。张伟一言不发，爬起来打车回家。

在张伟的感染下，班上出了三个学生乐队。同学田然没觉得张伟出众多少，成年后他也依然疑惑：那会感觉大家都挺不错，怎么就张伟他们红了呢？

改写命运的经过如今看上去有些偶然：某日张伟和同伴们在张家排练，被麦田守望者乐队的吉他手大乐路过听到。大乐将三人介绍到地下摇滚乐队聚集的忙蜂酒吧演出。酒吧艺人统筹付翀发觉这几个少年颇有潜力——更具体而言，是作为创作核心的张伟写的歌词具备潜力，而与之相比，贝斯手郭阳当时还不能调准四根弦。

当时，张伟14岁，王文博15岁，郭阳19岁。演出时的观众包括他们的偶像郑钧、丁武，以及当时的麦田音乐老板宋柯。回忆起当时，宋柯连用四个“很”字。“词曲很真诚，很抓人，很澎湃，很具有躁动的力量”。他想签下这几个孩子，却被手下员工付翀捷足先登。不久后，26岁的付翀从麦田音乐辞职，开经纪公司调教三人。花儿乐队的名字就是付翀所起。

在决心“让大家恨我”之后，少年张伟反而第一次获得了他拼命争取却永远得不到的赞赏和喜爱。但多年后，他却一遍遍强调，他讨厌自己当时写下的大多数歌：

“那根本不是我想的，是因为付翀让我听的都是那样的歌，他跟我说那就叫牛逼、大家就喜欢。什么’全世界的雨打到我，我的梦早已湿透了’？我不希望雨打到我。什么’我为你在冷风里颤抖’？稍微天冷点我就走了，你好好的吧你。我就喜欢给人一个大嘴巴的音乐。”

现在，他认为自己当年写得最好的歌词是：“有一只火鸡扇动着翅膀，就站在隔壁的稻草上……我很羡慕它，因为它没有思想，也不用争抢。”“稻草上的火鸡，那么的美丽，不用出人头地，也不用欺骗自己。”

但那时的张伟难以抵御年少成名的诱惑。他一次次说服自己听从付翀，取悦听众。繁忙的创作和演出让他决定放弃了高考之路，而是上了木樨园职高。出道几年后，他用卖唱片赚来的全部积蓄做首付，让父母搬进了楼房。

最特别的是，新房还带有附近一所重点学校的学位。

“我真不想成为五月天！”

海浪声中，时钟滴答作响。沙发旁的座灯出了故障，大张伟起身查看，经纪人随即示意他接下来换个话题。但他还是继续。